随着我国公路建设的持续加快速度进行发展，各地区之间基本实现了道路的外通内联、通村畅乡，乡村之间、城乡之间连接更加紧密，特别是农村地区道路建设，群众“出行难”问题得到了有效解决。但整体看来，目前我国普通公路交通安全管理仍面临诸多难点问题。
我国公路建设点多、线长、面广，风险隐患类多、量大，交通安全管理警力资源难覆盖。2023年末，我国公路通车里程达543.68万公里，公路密度达到56.63公里/百平方公里，其中普通公路里程超525万公里，占比超96%，预计到2025年，公路通车里程将超过550万公里。虽然公路里程、交通流量大幅度的增加，但交通安全管理力量严重不足，且普遍存在年龄结构老龄化问题，对公路交通安全管理带来较大压力。
早期公路建设按照“先通后安”原则建设，相比当前标准较低，设施安全防护能力不够，而在新标准实施后，大量公路未能及时根据新标准进行风险评估和改造，公路技术结构构成和安全防护等级的提高短期内难以得到根本改善，许多二级及以下公路存在交通标志、标线等交通安全设施缺乏、交通安全设施防护能力不够、交通控制手段缺乏或落后等问题，客观上给交通安全管理带来挑战。
通行环境方面，许多普通公路路段，尤其是穿村过镇路段，路侧开口随意、中央隔离开口难封堵等问题一直是交通安全风险隐患的存在点；跨区域特征方面，部分国省道通行距离较长，存在跨多地貌、多环境特征，气象条件变化复杂，不可控因素大，给交通安全管理带来一定的难度；天气环境方面，雨、雪、雾等恶劣天气致使路面湿滑、能见度降低等通行条件恶化，易引起人员受伤或死亡、财产损失及运输效率下降等难以处理的后果，已成为影响公路行车安全的重要因素。
目前货运行业任旧存在管理无序、行业低价竞争等现象，部分货主或货运平台以其强势的供给方地位恶意压价，压缩货车驾驶人利润，间接导致货车多拉快跑，牺牲安全换取效率，而利益驱使下部分车主、货主铤而走险、知法犯法，货物运输超载、超速，以及农用车非法载人、面包车严重超员等违法现象屡见不鲜，导致交通事故多发。
目前许多基层交管部门针对交通安全分析、道路安全治理等，多基于事故总量、围绕既有事故点段开展，治理措施随着事故的发生被动叠加，以事后被动响应、事后补救为主，往往是“头痛医头，脚痛医脚”，而对潜在交通安全风险挖掘不足，缺乏事故主动预防理念和事前风险研判技术方法，交通安全风险主动发现难、治理难。
我国普通公路，尤其是农村公路的交通安全管理工作基础仍然比较薄弱，涉及交通安全的一些深层次、根源性问题尚未完全得到化解的同时，新的发展形势对交通安全管理提出了更高要求。
在新冠肺炎疫情的影响下，群众出行方式发生明显变化，自驾、拼车、包车或小规模组团出行增多，个性化、分散化出行大幅度增长，尤其是个性化及差异化的旅游需求得到迅速增加，使得交通安全风险和管理难度加大。根据百度地图多个方面数据显示，2023年春运期间，全国日均迁徙规模比2019年同期增长20.5%，说明旅客出行量已经恢复到疫情前的水平，并且有所增长，但是全国营业性客运量仅恢复至2019年同期的53.5%，说明大多数人选择了私人小汽车出行。
当前，中国工业经济总体呈现回升向好态势，货运物流需求规模增速逐渐回升，相应的公路交通安全管理需求也会逐渐增大，与2022年相比，2023年公路货物运输量增长约8.7%；国家发改委《2023年全国物流运作情况通报》显示，2023年全国社会物流总额352.4万亿元，按可比价格计算同比增长5.2%，增速比上年提高1.8个百分点。
当前区域及城乡经济发展不均衡环境下，农民工外出务工有所增加，根据国家统计局《2023年农民工监测调查报告》，2023年全国外出农民工约17658万人，比上年增长了2.7%，其中，中、西部地区农民工跨省流动占比较高，当前分别达到了51.7%、44.5%，同时统计发现，2023年普通公路交通事故中的外来务工人员占比同比增长了约23%。因此，跨区域务工出行下的公路交通事故预防应得到重视。
一方面，随着农村地区的持续不断的发展，新型经营模式不断涌现、新型产业活动不断释放活力，农村道路货物运输需求出现“量”和“质”的双提升。同时，新时代下广大青年“下乡、到乡、兴乡”，农村地区经济产业逐步发展，带动农村地区物流运输、就近务工等交通出行增加。另一方面，随着城市土地和劳动力价格的上涨、“城市病”等问题解决的需要，土地密集型、劳动密集型、资源消耗量大的产业将逐步向土地及劳动力价格较低的农村地区转移，农村产业体系、就业结构、生活方式改变下的交通出行及运输需求加大且方式更加多样化。然而，农村交通安全仍处于爬坡过坎期，“三差一薄弱”等短板问题仍存在，公路交通安全管理难度会促进加大。
当前机动车和驾驶人增长重心正逐渐由城市向农村转移，近十年来，农村地区驾驶人数量年均增长1300万左右，目前农村地区机动车及驾驶人数量占全国比例均超一半。而新一轮汽车下乡等惠民政策将推动农村机动车保有量、驾驶人数量持续攀升，2023年，新能源汽车下乡活动车型总销量达到了320.87万辆，同比增长超过1.23倍，增幅明显。因此，农村地区机动车、驾驶人交通安全管理体量会持续增加，管理压力进一步增加。
在《“十四五”现代物流发展规划》《关于加快农村寄递物流体系建设的意见》等多项国家政策支持下，农村现代物流体系将逐渐形成，物流节点网络更完善，工业品下乡、农产品出村等双向物流运输需求慢慢地增大。但同时农村快递的下沉式、抢滩式发展，也促使了快递三轮车等在农村地区穿村进镇的现象常态化存在，更多的物流运输需求对农村地区交通安全管理提出更高要求。
目前，我国正处在快速城市化进程之中，城市规模逐渐扩大，2023年，我国非流动人口城镇化率达到66.16%，城镇化过程中部分城乡结合部公路的交通功能会逐渐向城市道路功能方向转变，但既有交通安全设施、交通安全管理模式与城市道路相比差距较大，道路机非隔离、信号控制、交通渠化等缺失，难以适应城市化交通的高流动性、潮汐性、多交通方式等出行特征及其安全保障需求，造成城乡结合部公路交通事故频发。
1.精细化的路口治理。按照城市道路渠化模式开展精细化的路口渠化设计，并改善路口视距、完善路口标志标线，同步增设路口控制与警示引导措施等，提升路通安全水平。
2.规范化的交通组织。通过增设中央及机非隔离、设置减速或停车让行标志标线等来规范道路通行路权；通过设置大车右转盲区警示等增强右转防护，设置交通标志警示及违法抓拍等规范大型货车靠右行驶；规范路侧及中央隔离开口设置，在设有公交停靠站路段、长距离过街路段等优化行人过街组织。
3.信息化的秩序管控。通过完善执法、监控、数据采集等设备，开展数据研判、违法识别、视频巡逻、远程劝导等，推进科技应用不断向城郊及农村地区延伸，解决警力覆盖不到、研判不及时、安全管控缺失等问题。
1.隐患排查治理的专业化支撑。隐患排查治理需要由专业的技术力量开展，相关负责人员需有专业的知识储备和积累，因此公安交管部门可借助第三方专业力量常态化、专业化开展隐患的排查治理工作。
2.依据规范化流程实施排查治理。隐患排查治理中，需要从数据研判、现场勘察、方案设计、治理评估等方面，全流程规范化、科学化开展隐患的排查治理工作。
3.按照标准化要求治理安全风险隐患。需按照有关技术标准，从交通工程、技术装备、标志标线、设施优化等方面开展系统性治理，尤其是标志标线、护栏等交通安全设施的设置点位、防护等级等要符合既有标准的要求。
1.硬件设备方面。当前新产品、新设备的创新应用层出不穷，通过研发应用现代化智能设备，在驾驶行为引导、车辆运行安全监测、交通冲突警示、恶劣天气影响管控等方面发挥重要作用。
2.软件平台方面。可基于交通安全管理数字化平台开展交通风险的大数据研判、智能化管控，推动交通事故预防由事后向事前转变，赋能现代化警务。
因此，可综合运用硬件设备、软件平台，并建立相关警务机制保障，推动交通风险防控的科技化应用，如通过公路安全防控体系、大数据平台等的深化应用，推进交通安全预警查控能力提升；通过数字警务建设，推进信息汇聚融合、电子巡逻可视、执法管理精准、研判分析智能、“情指勤督”一体等方面的能力提升。
1.健全社会化管理保障制度，强化政府对有关部门的监督。可通过健全道路交互与通行安全联席会议制度、安全形势分析研判制度、安全责任考核追究制度等，以及市、县政府与各乡镇政府、各职能部门签订交通安全责任状等措施，提升交通安全管理的社会化保障能力。
2.建立多层级量化考评体系，督促有关部门履行职责。可根据社会化管理网络层级，建立多层级考评体系，包括政府级、企业级考评等，或借鉴综治考评方法实行一票否决制等，加大多层级量化考评体系在部门职能发挥中的推动作用。
3.健全交通管理保障体系，强化基层组织业务培训。加大交通安全管理制度、管理人员及经费保障，建立乡镇、村级基层交通管理人员培训机制等，强化基层人员的交通安全管理基础保障和水平提升。
1.开展驾驶人、车辆交通安全画像。通过大数据分析、特征研判等，开展高风险驾驶人及车辆精准画像、追踪与风险溯源等，为开展交通安全精准宣传提供依据。
2.注重“一老一小”交通安全宣传教育。交通安全宣传中既要注重安全教育的普及性，也要注重宣传群体的靶向性、宣传内容及方法与群体的匹配，不断的提高“一老一小”等重点群体的交通安全意识。
3.农村地区驾驶群体针对性宣传教育。农村地区汽车驾驶人、农用车驾驶人、非机动车驾驶人等具有不一样的驾驶习惯和出行特征，应针对不一样群体制定针对性方案，开展针对性宣传，提升交通安全教育的受用性。（文图/公安部道路交通安全研究中心 柴树山、周志强、徐炅旸、戴依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