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4年12月8日至9日，第七届大都市规划国际咨询会（MPIC）在上海国际会议中心召开。作为自然资源部和上海市的重要合作事项，咨询会致力于打造成为国际大都市间规划咨询交流的重要传播共享平台和推进“上海2035”总规实施的国际性战略谋划平台。本届会议以“大都市发展：创新与变革”为主题，系统研讨谋划更宜居、更韧性、更智慧的大都市规划发展路径。
为更好学习借鉴国际经验，强化全球视野、战略思维和专业能力，经《上海城市规划》杂志编辑部整理，将分四期发布参加会议的专家观点。相关联的内容已经过专家本人授权发布。
近期世界气象组织发布的《2024年气候状况报告》显示，在35项衡量地球健康的指标中，有25项已达到危险状态。然而，气候危机只是全球性危机的一部分，其他还包括生物多样性丧失、健康危机和日益扩大的社会不平等。随着城市化进程的推进，预计到2050年，全世界城市人口比例将达到70%，这也代表着人们与自然的联系正逐渐减弱。自然灾害、地区冲突、全球变暖等危机的叠加会导致人类的应激反应系统一直处在被激活状态。儿童在“勉强生存”和“茁壮成长”两种环境下，大脑发育存在非常明显差异。为了应对气候平均状态随时间的变化、生物多样性危机、不平等现象并促进人类与地球的健康，我们一定要重新建立与自然的连接。
城市规划在应对全球性挑战中具有关键作用，我们应该注重再生性并提供基于自然的解决方案。未来的城市基础设施将融合灰色（传统硬件设施）、绿色（ECO）和蓝色（水资源）解决方案，并具备智能化、低碳化和去中心化的特征。同时，城市规划需要在各个尺度展开，并确保不同尺度间的联动。其中，社区层面是人们日常生活的聚集地，是能够深刻体验生活的地方，要关注人的多元化需求；区域层面涉及食品供应、废弃物管理、水资源利用和生态保护等系统，需要基于自然解决城市问题，例如推行“水弹性城市”理念，通过自然积存、自然渗透和自然净化的方式来管理雨水，以减少城市内涝并改善城市生态环境。
我们能采用的策略包括：一是制定长期的空间愿景与适应性策略。例如，比利时的小城市布鲁日提出“为社区注入氧气”。这一战略始于2000年，已经持续了20多年，其目标是通过增设社区绿地，使居民能够在未来享用绿地资源。同时，还推出有关政策确保原住居民不会被迫迁离，从而防止“绅士化”现象。二是通过不同尺度的整合为自然腾出空间。例如，日本的富士幼儿园通过屋顶的巧妙设计，为孩子们提供了充分的空间去做他们天生喜爱的活动——绕圈跑和爬树。这种设计让孩子们在幼儿时期就能够与自然建立深厚的联系，可以使他们更健康、更有创造力、更富韧性。这项创新不仅改变了当地的建筑和规划标准，还为社区带来极大益处，成为宝贵的社区资产。三是转变视角，提升体验感，让居民参与到未来情境的构建中。决策者、机构和公众能够最终靠虚拟现实等工具来建立同理心，理解社区居民的真实体验，并通过游戏、运动等活动让公众参与情景模拟，从而找到比较合适的规划方案。四是原住居民和AI携手共创美好。我们要充分的利用人工智能，并从原住居民那里汲取宝贵经验。例如，泰国建造了亚洲最大的城市有机屋顶农场，旨在解决粮食安全和水资源短缺问题。其灵感来源于山区古老的农业实践，结合了现代顶尖的温室和绿色屋顶技术，其将稻田知识与循环经济、可再次生产的能源及水资源管理相结合，是跨学科合作的典范。五是变革性合作模式。例如，在南非开普敦的国际未来空间（IFS），私营部门、地方政府、城市规划师和社区合作推出了“红盒子概念”。其以公共空间为核心，多功能空间和红色建筑“社交活跃空间和红盒子”全天候提供服务，成为年轻人创业的孵化器。项目实施后，社区的暴力事件减少，凝聚力得到增强。六是大胆且富有远见的领导力。例如，哥伦比亚的波哥大面对新冠疫情创新性地提出建立“照护者街区”，将照护者的福祉置于城市发展规划的核心位置，这也成为波哥大《2035年城市发展规划》中的关键概念之一。七是评估关键要素。例如，比利时安特卫普大都市区通过世界上顶级规模的公民科学倡议项目来测量空气污染。从一开始的2 000人参与测量增加到20 000人。通过这一个项目，市民们不仅仅可以对比不一样的地区的空气污染数据，还能进一步探索城市街道的布局和建筑形式。根据评估数据，设立了低排放区，制定了更具可持续性的策略。八是在参与式规划和土地集约利用方面创新。例如，瑞士日内瓦通过创新参与模式，与公众展开合作，成功地融合了不同文化、不同群体的需求，打造了可持续、包容、有韧性的社区。
展望未来，眼下正是我们突破界限、重塑雄心、勇敢追梦的关键时期。为此，我们一定要走出舒适区，通过将气候、生物多样性、公平与健康4大主题融合创新，并在多个领域之间实现协同，打造出富有韧性而又充满了许多活力、公平、健康的城市。
罗马俱乐部（Club of Rome）于1972年发布其编写的《增长的极限》（The Limits to Growth）。该报告说明人口的增长不是线性增长，而是呈指数增长，由此会带来一系列环境问题。“全球变暖”是联合国提出“可持续发展目标”（Sustainable Development Goals, SDGs）的缘起。罗马俱乐部创始成员、日本经济学家大来佐武郎（Saburo Okita）认为人类可以对危险进行预警，并呼吁在联合国成立应对全球变暖问题的委员会。经日本政府代表提议，联合国成立了布伦特兰委员会（Brundtland Commission），其于1987年发布《我们共同的未来》（Our Common Future）报告，提出“可持续发展”概念；2000年发布的《地球》（Earth Charter）提出完整的可持续发展原则；2015年提出作为行动指南的可持续发展目标。
随着经济发展，交通问题日渐凸显，到了20世纪，甚至会出现“愚蠢出行”（Stupid Mobility）现象，例如，以汽车为导向的扩张，出现95%以上的时间汽车都停着、不适宜步行的环境、同一时间段出行造成拥堵问题等。由此还产生了一系列负面影响，一是交通事故所导致的死亡率增加。例如在泰国，每小时就有3人死于交通事故。二是空气污染问题，2020年导致650万人死亡。在许多发展中国家，空气污染与能源消耗问题都十分紧迫。三是气候问题，如极端高温、暴雨、干旱等。自工业革命以来，全球气温上升了1.5℃，意味着北极每100年会出现一次无冰夏季，而若升温2℃，这种情况就会每10年发生一次。
为了防止上面讲述的情况，我们提出实现“碳中和”的“流动性”战略与手段，包括避免、转变和提升3大关键策略。一是减少交通需求，采用远程办公、明智选择学校或工作地点等方式减少交通出行；二是减少每单位运输的排放量，即如果必须出行，则改为使用低碳交通系统，如公共交通；三是减少每公里排放量，即如果一定要使用汽车，则要进行技术改进并加强监管，采用电动汽车、替代能源等方式减少燃油消耗和碳排放，并用燃油税等手段限制汽车使用。当然，电动汽车也并非最佳解决方案，电池的生产和后续使用也会产生二氧化碳排放，同时锂电池含有化学污染物且存在辐射等问题。因此，我们在道路交互与通行电力使用方面必须十分谨慎。
我们必须建立全生命周期管理体系，超越“碳中和”本身，谋求人类福祉。可持续发展目标承诺“不让任何人掉队”，但传统的GDP分析并不能评估每个人的幸福感，因此提出生活品质可达性模型（Quality of Life Accessibility Model，QOL），考虑“可及价值”和“认知价值”而计算出“国民幸福总值”。“可及价值”即医院、购物中心等服务设施的可达性，对于每个人来说可及价值是一样的，而“认知价值”则因人的社会属性不同有所差异，例如老年人希望住在医院附近，年轻女性希望住在购物中心附近。这些差异可用不同权重来表示，权重总和代表对生活品质的定义。通过这一个模型，可以计算出个体的幸福值、不一样人群的幸福值，也可以整合汇总全国人口，得到国民幸福总值。例如，运用该数据计算从甲府市到静冈县新建高速公路所带来的影响，得出男性和女性幸福感都有所提高，而女性幸福感提升程度更高。这是因为如果母亲带生病的孩子去医院，原来从中部地区到静冈需要1.5 h，而现在只需要30 min。可见使用该方法，可以区分出不同人群的幸福感提升程度。
除了供给侧，需求侧也很重要。假设人们早上要从城市外围前往市中心工作，会遇到堵车因此导致生活品质下降，碳排放量也会增加。我们在手机上开发了一个系统，若用户早上7点询问手机是不是能够出门，系统可能会给出否定回答。然而，即便堵车缓解后就可以出门，我们仍就建议减少不必要的出行，这样将大大缓解交通拥堵情况，二氧化碳排放量会降低，基础设施成本也会随之一下子就下降。所以说，我们提倡转变工作方式或生活方式来迎接新常态。
目前中国新能源汽车的发展是全球第一，同时全球正处在共享汽车和共享自行车时代。大量面向未来的新型移动交通工具慢慢的变多地出现在现代城市里，过去的出行通常是一种目的性出行，而现在的出行有很大的可能性是为了体验。这是慢行交通规划和研究中最突出的一种趋势。同时，有必要注意一下的是无人驾驶技术引入后，在有人驾驶和无人驾驶混行状态下的城市规划应该做哪些调整，还有必要进行积极探索和应用。
人工智能和大数据的有关技术能够明显提升城市交通管理的效率和精确度。在封闭或者完全自主运行的道路上进行数据和算法的训练，像北京、上海这样的超大城市应该是最有优势的，中国在未来智能化交通和城市规划中将扮演很重要的角色。在系统分析AI对公共交通影响和变化以后，我们提出要推行“绿色综合交通方式”。通过一系列分析乘客出行数据和交通流量，合理的安排公交车、地铁等公共交通工具的运行频次和线路，提升公共交通的运力。优化后的公共交通系统能吸引更多市民选择绿色出行方式，减少私家车的使用，以此来降低城市碳排放。同时能运用AI技术开发智能出行APP，提供个性化的绿色出行方案。轨道交通、地面公交等公共交通系统应承担远距离、大运量交通出行。通过大数据及AI系统的逐渐完备，优化TOD公共交通系统的管理及与慢行系统的接驳，是改善大城市交通系统的有效方向。在短距离尺度上，应提高慢行系统环境的质量，结合新型交通工具实现节能减排，打造可持续发展的市民出行模式。
构建大城市综合绿色交通体系需要仔细考虑两个尺度：一是广域交通场景，加强交通系统间的整合；二是微观交通场景，优化面向未来的慢行系统（重视个人感知）。最重要的一点是要把资源用最优解的方式来进行配置。比如MaaS的运营模式可以以站点为起点，也可以无固定起点，但以轨道交通站点为MaaS起点可以更精准地界定每一个出行的起点和影响域，而无固定起点的边界是自由的，但也是无序的，进而导致城市交通出行的进一步拥堵。按照胡研究室的定义，TOD1.0是“站城分立型”，TOD2.0是“站城一体型”，TOD3.0是“站城融合型”，在智慧城市场景下TOD+MaaS构成了TOD4.0版本“广域多核型”，也被称为“TOD生态智城”。TOD4.0的特征是：“多核”指一个产业主中心与多个副中心共同构成的网络型结构，所有中心都是枢纽站点；主中心通常是产业生态链“链主”，从主中心出发轨道交通10分钟车程内的“广域”站点圈域，共同构成产业生态圈。TOD4.0模式就是广域多核型产业协同发展模式，TOD生态智城就是 “交通+产业+智慧”融合发展之城。
优化交通网络设计可以包括3个方面：空间集约优化利用、“最后一公里”交通方式的优化、多时段道路利用。TOD区域的交通网络设计应支持空间集约利用，即在有限的土地资源内最大限度地提高交通效率和城市密度。从交通枢纽到居民家门口的短途出行需要完善多种出行方案，包括共享出行服务、微型交通工具和步行道等。为了有效响应不同的道路需求，根据TOD站点周边的活动特征，应对道路进行分时段设计。未来，城市交通研究的前沿方向有3个方面。
一是从个体感知视角评估TOD发展。研究全世界城市的TOD发展，通过城市规划和设计实践，制定适用于不同城市背景和文化的TOD评价指标体系，最重要的包含经济性、多样性、可达性3个指标，其中可达性方面，应尤为关注从个体感知出发的步行环境评估。城市结构的可识别性、交通拥堵程度、行人安全、通用设计和道路环境都是重要因素。
二是适应无人驾驶的城市环境设计方法。随着AI和无人驾驶等新技术的引入，运用新的城市规划方法迫在眉睫。为实现健康、节能、高效可持续发展的零碳城市，城市规划有必要摆脱传统的以静态城市为主的方法论，探索充分融合无人驾驶技术的新型交通规划方式。
三是基于数据驱动的动态城市管理与规划方法。基于实证数据，开发结合宏观与微观规划的新型城市规划方法论，提供更全面的规划视角；基于人流数据，提出优化城市功能配置方案，提升城市运行效率和居民生活品质；建立基于实时数据和人工智能技术的动态城市管理模式，增强城市应对日常及突发事件的能力。
30年前，丹麦的首都哥本哈根曾是一座濒临破产的城市，而今天，哥本哈根屡屡被评为全球最宜居的城市之一。可以在一定程度上完成这样的转型，主要得益于3项关键举措。第一，改造城市的住房，使其更具吸引力，吸引有孩子的家庭及高收入人群迁入。第二，大力改善公共空间的质量，让市民能够在城市中找到舒适的场所，与家人朋友共享时光或独自放松休息。第三，优化本地出行方式，包括建设地铁、改善步行条件、发展骑行文化等，让出行更加便捷。
规划范式的转变让我们越来越关注那些本地化、精细化的网络。在哥本哈根的转型中，自行车是一个重要的元素，它的存在让城市变得更具吸引力，使更多人愿意生活在这里，也吸引了更多的投资。如今，在哥本哈根可观察到一个新的趋势：前往市中心的自行车出行量已超越了汽车出行量，同时私家车的保有量也在持续上升。但只要提供了合适的骑行基础设施，具备一定经济能力的家庭往往会选择购买货运自行车，而非汽车。原因主要在于对于有孩子或有必要进行本地购物的家庭来说，货运自行车的便利性远胜于汽车。目前，哥本哈根约有25%的两孩以上家庭拥有一辆货运自行车，而这种车的价格与一辆二手车相当。因此，交通出行方式的选择并不是金钱的问题，而是关乎生活品质和便利性的问题。哥本哈根骑行网络设计的核心是“抵达目的地”。识别出市民最常去的地方，并在这一些地方建设高质量的骑行网络。这在某种程度上预示着规划并不是一件简单的事，往往需要做出艰难的决策。随着慢慢的变多的道路建设，自行车道的容量问题开始显现。哥本哈根不得不重新设计街道，改善公共交通、公共空间、步行环境及骑行设施。如何高效利用街道空间，成为解决骑行问题的关键。
哥本哈根的骑行规划中可以总结出3个方面的启示。一是关注骑行规划背后的原因。清晰传达骑行对城市带来的积极变化，持续讲好这一故事。我们曾推动哥本哈根市政府将骑行带来的健康效益纳入丹麦全国交通项目的成本效益分析标准。每天骑行4—5 km上下班带来的健康效益相当于戒烟带来的好处。同时，我们也不应对骑行抱有过于理想化的期望。改善交通条件的核心目标是让人们出行更加愉悦，但有时骑行未必是一种乐趣，比如在下雪天骑行。此外，每个城市的骑行政策之所以不同，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当地的规划背景。二是自行车道网络必须是连贯的。虽然有一种观点认为，骑行者可以下车推行一段路，或者绕路也无妨，然而在哥本哈根，我们深刻意识到，骑行的起点和终点必须是直达和连贯的才更方便。三是骑行成本低廉，背后没有庞大的经济利益产业支持。因此，骑行领域实际上需要城市建设者更多的关注和共同努力。
“骑行者”貌似一个特殊群体，但每个人其实都可以是骑行者，骑行规划关注的是“人”。通过改善骑行条件，我们能为每个人带来更多的便利与福祉。
气候平均状态随时间的变化不仅对城市造成严重影响，也对乡村地区的生态环境构成重大威胁。在农业和粮食系统中，从土地利用变化和粮食生产到包装、运输及消费所产生的温室气体占全球温室气体排放量的40%以上。森林退化与生物多样性丧失进一步影响了农村地区的水资源保持能力。为应对气候影响、提升气候韧性，亟需探索农业发展的新路径。例如，发展生态友好型农业，通过生物作用和植被覆盖来吸附更多的二氧化碳等。同时，合理的土地利用方式是关键。城市化进程导致土地资源不断被侵占，因此规划时应注重土地的再利用，重新审视城市区域的土地资源配置，并将其与气候变化应对策略相结合。土地规划和管理的具体任务有：改善土壤质量，提高土壤弹性；保护城市周围的ECO或绿带，促进生态系统服务；保护生物多样性；恢复动植物栖息地并打通野生动物迁徙通道等。此外，还要加强对地理空间数据的运用，为规划工作提供重要支持。
洪水是我们面临的又一挑战，它不仅威胁到基础设施、生物多样性，还会造成土壤流失、碳排放量增加。为应对该挑战，我们构建了一套综合规划系统。以《巴伐利亚地图集》系统为例，这一地理生态系统巧妙融合了规划体系与数据信息，既具备天气预报功能，又有效辅助规划决策。该系统全面囊括建筑、基础设施及环境领域的各类信息，同时深入考量环境风险与气候平均状态随时间的变化带来的挑战。其覆盖巴伐利亚全州，直观展示洪水风险分布，特别是在强降水条件下洪涝灾害的潜在发生区域。通过详尽的图表分析，可精准识别受影响区域，并探索将水资源留存于乡村地区的有效策略。该系统进一步提供了多种解决方案以预防或减轻洪涝灾害，包括加速排水系统模块设计、合理规划积水区与蓄洪区以缓解洪水冲击，并依托现有河道系统构建城市防护屏障。值得一提的是德国的“海绵乡村”理念，该理念倡导在乡村区域滞留部分洪水，以减轻对城市区域的直接冲击，并通过经济补偿机制激励农民参与。相较于城市重建而言，这一策略所需的成本更为低廉。
另一个不容忽视的问题是土壤侵蚀，它会加剧碳排放。因此，需要明确土壤流失最为严重的区域，并制定有明确的目的性的保护和修复措施。重新思考景观在服务城市发展中的作用，比如如何利用景观实现蓄水功能，同时为城市区域降温提供有效的解决方案。例如，将“地面波浪”这一设计理念融入景观规划中，即在景观中设置梯级水坝，通过精心布置的起伏地形有效减缓河水流速，从而使沿岸城市免受洪水侵袭。
上述措施背后面临政治层面的挑战，包括土地资源竞争，如居住区开发与生物多样性保护间的矛盾；更注重土地管理和土地利用的气候政策；土壤是生物多样性丧失和气候平均状态随时间的变化之间的关键，必须成为各项政策的核心；土地和ECO的恢复需要依赖更易获取的数据，以便进行建模和规划等。因此，我们需采取多维度策略：一是必须强化社会宣传，增强公众的危机意识。二是需实施综合措施，促进各部门间的协同合作，以高效应对复杂的社会挑战。三是推动城乡融合，以及经济、社会与生态系统间的深度合作，特别是加强跨部门的协调联动。四是加强风险识别和管理，确保生物多样性及生态系统完整性的净增长，维护生态平衡。五是治理过程需兼顾经济可行性，秉持包容、透明与赋能的治理原则。六是需要在核心目标与多元利益间寻求平衡，确保持续产生积极效益。这些策略均应以可持续发展目标为指引，并基于自然的解决方案，由此减少城市基础设施的压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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